清代的封疆大吏，通常指节制一省或数省的总督。
1912年2月12日月清帝退位，全国还有九位总督在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张镇芳、两江总督张勋、两广总督张鸣岐、闽浙总督松寿、湖广总督瑞澄、陕甘总督长庚、四川总督赵尔丰、云贵总督李经羲。
这些人管辖数省之地、数万之兵，民政、财政、军事都握在他们手里。
闽浙总督松寿是九人里唯一为清朝而死的人。
他是满洲正白旗，以荫生入仕，武昌起义后，福建谘议局劝他把政权交出来，他拒不答应，召集部下抵抗，兵败后吞金自杀。
他本可以像其他同僚一样顺势交出政权，保住性命，却偏偏选择顽抗。九人里只有他一个人把命交给了旧朝。
他的死，更多出于旗人身份带来的自觉，对王朝气数并没有实际补救，但放在当时的风气里，也算难得。
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死，性质完全不同。
他是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胞弟，早年以捐纳入仕，后来在川边经营边务，也有过一番作为。
1911 年保路运动兴起，他用血腥手段镇压，酿成成都血案。为了平定四川的局势，清廷把湖北新军调往四川，武昌兵力因此空虚，武昌起义才得以一举成功。
四川宣布独立后，赵尔丰仍不死心，暗中筹划兵变，事情败露后被处决。他死于自己的选择，也间接推动了那个王朝的崩塌。
陕甘总督长庚在伊犁将军、驻藏大臣任上辗转多年，主持收回过被俄国强租的巴尔鲁克山，是清廷在西北的顶梁人物。
武昌起义后，他起用此前因反对新政被革职的前陕甘总督升允，调集甘军东进，连克数城，把战线推到了西安城下，声势颇大，颇有把溥仪迎到西北的架势。
清帝退位的诏书传到前线，士兵们知道了大势已去，拒绝再战，升允只能收兵西退。
长庚起初秘而不宣，还想拖一拖，最终把总督印信交出，彻底退出政坛，于1915年去世。
湖广总督瑞澄出身满洲正黄旗，是琦善之孙。武昌起义恰恰发生在他的治所，武昌起义当晚他弃城出走，先上兵舰，后逃上海，再走日本。清廷先革职，后来下旨逮捕。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又没收了他存在钱庄的财产，1915年他在上海病故。
直隶总督张镇芳是袁世凯兄嫂之弟，跟袁世凯走得很近，清朝灭亡后出任河南都督，后来因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牵涉其中，失势后退出政界，转做金融，当上了盐业银行的董事长，在天津终老。
云贵总督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辛亥革命时被蔡锷礼送出境，此后在北京组织国事维持会，出面调和各方。
袁世凯称帝时，他名列嵩山四友，与徐世昌、赵尔巽、张謇并列。1917 年他一度出任国务总理，上任没几天就碰上张勋复辟，不到一周即去职，落了个短命总理的名号。
两江总督张勋把对清朝的忠诚一路带进了民国。他带兵驻守徐州，兵士一律不剪辫子，人称辫帅。他在徐州拥兵自重，实际上已是半独立的一方势力，民国方面对他多有笼络。
1917 年，他借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带兵进京，跟康有为等人拥立溥仪复辟，这场闹剧只撑了十二天就失败，复辟期间他自任议政大臣，事败后躲进荷兰公使馆，定居天津。
此后他没再涉足政治，转而经商，先后经营当铺、银行、工厂、店铺数十家，成了巨富，1923 年去世，溥仪还赐了他一个忠武的谥号。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原本是坚定的保皇派，辛亥革命爆发时，各地纷纷响应，他却坚持拥戴朝廷，硬是把东北的秩序压了下来，为清朝保住了最后一个稳固的省份。
清朝灭亡后，他一度隐居，袁世凯请他出山，他以不事二朝为由推辞，后来却答应出任清史馆馆长，用余生编纂《清史稿》。
他自己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话里有遗民的矜持，也算是对故国的一种交代。
1927 年，《清史稿》大体完成，他也在这一年去世，次年这部史书才正式刊印。
九人里结局最不堪的，是两广总督张鸣岐。
他是九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个，早年以幕僚起家，靠两广总督岑春煊提携，一路做到广西巡抚，再升两广总督。
他任两广总督时，正值黄花岗起义爆发，与革命党结怨甚深。武昌起义后，他先宣布广东独立，随即弃职逃走，躲进租界。
袁世凯称帝，他上表劝进，被封为一等伯爵。此后他隐居天津，本可以就此终老，却在抗战时期投靠了日本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
抗战胜利后一个月，他病死天津，一个封疆大吏，最后以汉奸的身份收场，这个落差放在那批旧臣里也格外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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