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isa Gao/Getty
利维坦按：
近年来，低出生率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全球性问题。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人口持续下降，“人口消失”“文明衰退”之类的警告也越来越常见。但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恐慌？
过去几个世纪里，人类曾反复陷入“人口太多”或“人口太少”的恐慌，而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人口趋势远比那些简单的数学模型复杂。低出生率确实会带来老龄化、劳动力减少和社会保障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必然走向灾难。与其试图强迫人们生育更多孩子，也许更值得思考的是：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时，我们能否通过技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去适应一个人口不再持续增长的世界。
难道曾几何时，人们就没有对人口增长感到过恐慌吗？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写道：“人口增长的力量远大于地球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源的力量，以至于早逝必然会以某种形式降临到人类头上。”当时人口仅有10亿的人类并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相反，得益于工业革命，人类在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上都实现了巨大的跃升。
一个多世纪后，当世界人口达到20多亿时，新的担忧变成了即将来临的人口萎缩。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彭格勒（Joseph Spengler）满怀把握地预测：“在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内，真正的人口减少——即死亡人数长期持续多于出生人数——将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显现。”[1]然而，到了斯彭格勒预测的截止期限时，战后“婴儿潮”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对人口的担忧又重新变回了马尔萨斯主义。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人口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中断言，“喂饱全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并且遗憾的是，人类输了。他警告称，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无论现在采取什么紧急计划，数以亿计的人都将饥饿致死。”相反，世界人口从35亿增加到了50多亿，生活水平提高了，儿童死亡率也下降了。
如今，随着人类数量刚突破80亿，这种忧虑再次颠倒了极性。几乎就在埃尔利希做出末日预言的同时，全球生育率开始了至今未曾停歇的下降[2]。在美国、欧洲甚至印度，如今的出生率均已低于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世代更替水平。2024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衡量平均每位女性一生生育孩子数量的指标）仅为0.75。如果保持这一水平，意味着100名韩国人预计将只有14个孙辈和区区5个曾孙辈（自那时起，该国的总和生育率似乎略有回升）。非洲以外极少有国家的生育率能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按照目前的趋势，全球人口可能会在2050年代达到90亿的峰值，届时将开始走向萎缩——这是自14世纪黑死病以来的首次[3]。
© Sud Ouest
如今，法国人在担心“生育率过低”（dénatalité）；匈牙利人在谈论“民族消亡”（nemzethalál）；塞尔维亚人将婴儿潮破灭称为“白色瘟疫”（bela kuga）。在全球“新右翼”的知名人物眼中，人口减少被视为对文明的威胁。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她的国家可能“注定会消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经常将低生育率称为对文明的最大威胁[4]。然而，这场人口恐慌可能会像之前的那些恐慌一样迅速过时。即使生育率下降趋势短期内无法扭转，其后果也绝不太可能是灾难性的。
---
所有这些可怕的预测都依赖于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指数曲线。当你把一个具有正增长率的指数曲线向未来大幅推演时，它会陡峭地上升至无穷大。而负增长率的曲线则会一路跌向零。例如，埃尔利希曾写道，如果1960年代的增长率持续“大约900年，地球表面将有大约60,000,000,000,000,000人”（即6千万亿）。如今，长期的反向预测看起来同样骇人听闻：韩国的报纸警告称到2750年人类将面临“灭绝”[5]；日本甚至有一个实时倒计时牌，有点像美国的国家债务钟，滴答倒数着该国只剩最后一个孩子的时间——预计在2644年8月左右。
这些吓人模型的问题不在于数学逻辑——一个每代人规模减半的人口确实最终会走向灭绝，正如一个每代人翻倍的人口最终会撑爆地球一样——而在于其前提假设。要让这些预测准确，人们就必须在几个世纪里坚持生育固定数量的孩子，直到地球资源耗尽或人类消失。哪怕人口减少已经彻底改变了家庭结构、住房价格、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国家的运作，他们也必须一成不变地坚持下去。然而，过去一个世纪经历过婴儿潮与婴儿荒的现实证明，这种前提假设是多么不堪一击。
家庭规模似乎会随着世界的发展而改变，其变化方式难以预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尽管人们享受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平均生活水平，却都在选择少生孩子。这种同步下降打破了美国舆论界来自左翼和右翼对“婴儿荒”的许多套路化解释。自由派认为人们少生孩子是因为（在众多不平等现象中）儿童托管缺乏补贴、育儿假不够慷慨，以及男性承担的家务太少。但这无法解释芬兰、挪威和瑞典等进步主义乌托邦国家生育率的严重下滑[6]。社会保守派则归咎于婚姻观念和家庭价值观的衰退。然而，即使在对婚外生育有强烈禁忌、且拥有巩固的异性婚姻规范的国家（如印度和土耳其），出生率也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预测一个国家生育率的最佳指标之一是其“人类发展指数”——一个综合了预期寿命、教育和平均收入的指标[7]。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公民想要的子女数量就会越少。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极大地改善了各地的生活水平。1950年，全球有略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长期定义为每天收入不足1.90美元）。如今，尽管新标准提高到了每天3美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已降至10%。试图解释人口趋势的社会学家提出，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保障时，他们会开始更加重视自身的个性和自我实现，而不是生育子女。如果这确实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那么这个问题很难轻易解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为鼓励生育而采取的所有政策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
---
有两个说法可能同时成立：人类并非注定要走向消亡，但生育率大幅回升看起来也绝非指日可待。后一种现实引出了一个问题：一场持续的人口萎缩——哪怕它最终会逆转——其本身是否有害？
保罗·罗默（1955-）。© The New York Times
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确实有害。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他凭此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核心在于，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源于思想，每一种思想由个体产生，但随后可供他人使用。在人口停滞的情况下，产生新思想的人就会减少[8]。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查尔斯·I·琼斯（Charles I. Jones）将这种情景描述为“空无一人的地球”（Empty Planet）效应：经济增长非但不会呈指数级上升，反而会随着创新进入平台期而停滞不前[9]。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预测的并不是生活水平的崩塌，而是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刻生活水平走向停滞。
去年，德克萨斯大学的经济学家迪恩·斯皮尔斯（Dean Spears）和迈克尔·格鲁索（Michael Geruso）出版了一本名为《巅峰之后》（After the Spike）的书，强烈主张即使生活水平不下降也应该稳定人口，理由是“好事多多益善”。“我认为2150年的生活会比今天好得多，”斯皮尔斯最近告诉我。但他认为，如果周围有更多的人，生活会更好，因为每个人都能从医疗、技术乃至娱乐领域积累的工作成果中受益。
即便如此，依然有办法来缓和这种冲击。面对缺乏新思想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将更高比例的工人投入到这类任务中来进行弥补。“如果你告诉我人口将持平甚至减少一半，只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你仍然可以拥有与以前一样多的工程师和提出新想法的人，”休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狄特里希·沃尔拉斯（Dietrich Vollrath）告诉我。人工智能似乎也正在加快探索的步伐，包括在研发的最顶尖领域——想想过去几个月里涌现的一连串突破性的数学证明就知道了。麻省理工学院和伦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指出[10]：“在各个国家，较低的出生率与适龄劳动人口人均GDP的较高增长相关……且对总体GDP或收入没有负面影响。”该论文的研究方法正在受到积极讨论，但或许比观察到的相关性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的解释：当黄金年龄段的劳动力变得稀缺时，企业会通过开发提高生产力的技术来进行适应。
这并不是说生育率下降不会带来痛苦。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经济学家大卫·威尔（David Weil）在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11]，对两种可能未来的生活进行了建模：一种是美国的生育率大致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另一种则是生育率仅为该水平的一半。他计算得出，在极低生育率的世界里，以人均消费衡量的生活水平将降低8.7%。正如底特律和其他锈带城市所展现的那样，人口萎缩带来的问题——闲置的校舍和利用率不足的基础设施——比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更难应对。当一个群体的人口减少时，企业所拥有的潜在客户就会减少，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创立——这就好比匈牙利语播客的天然受众上限远小于英语播客一样。
© The Globe and Mail
社会将越来越由老年人主导，并因此被重塑。来自韩国的政府预测，从2045年开始，老年人将占该国人口的大多数。有几个理由让人相信，这种高龄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拖累。大多数成功的初创企业都是由40多岁而非60多岁的人领导的。社会对针对身体和认知疾病的照护需求将极其强烈，而照护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且难以进行大规模高效推广的工作。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从国外引进照护工人的策略将变得不可行。政府在老年人身上的支出本就远多于在年轻人身上的支出，因为在政治上取消既有的福利承诺是极不受欢迎的。当老人政治（Gerontocracy）真正占到人口多数时，这一问题还将进一步恶化。目前，已经没有任何可行的人口学逃生通道来避免福利体系的崩溃。在未来十年内，美国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预计将耗尽，届时将直接触发22%的福利削减。哪怕现在立即迎来一场满足马斯克梦想规模的婴儿潮，也几乎无法缓解这种财政压力，因为孩子成长为纳税人终究需要时间。
休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沃尔拉斯将眼下正在发生的“婴儿荒”比作过去的城市化以及农业衰退等变革。“这显然是偏好发生了改变，”他说，“它所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将持续几十年。这可能会改变经济增长率。但归根结底——我作为一名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说出这话总是挺有意思的——谁在乎增长率呢？它本来就不是你试图去优化的核心目标。你真正试图去优化的是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在他看来，生育率下降不太可能是灾难性的。在关于未来的各种理论中，这种观点缺乏那些更可怕的人口预测所具备的末日震撼感。但作为一项预测，它拥有一个更重要的优点：它可能才是未来真正会发生的事。
作者：ldrees Kahloon
通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沪深京行情 实时轮播
热点资讯
